李潼听到这番对答,对这宋霸子不免更加满意,忍不住暗暗感慨,这宋霸子的确是有几分真料,难怪原本历史上能以一介商贾折腾到宫廷宴会中。
宋霸子向雍王进献巨资并频作吹捧,虽然让彼此都非常满意。但在场其他人心情则就颇为复杂,特别是那些个第一批登堂的胡酋们,这会儿更加的狐疑不定,前有故衣社举社投献,后有宋霸子进献百万缗的巨资,让他们猜不准究竟是雍王的授意还是他们自发的行为。
若是前者,雍王又要借此向公众传达什么信号?难道是要借这个新设立的社监署,将长安城所有人力物力尽收己用?
李潼也不急着向众人解惑,而是继续召见排在后方的诸行社社首。不过后方乙等、丙等行社数量激增,诸社首便难尽数登堂入见了,只能选取一些代表登堂来见,其他人则就在衙堂外席地而坐。
“今日集见百业社首,为贺幕府新设社监署。想必诸位也都好奇,这社监署究竟章程如何,又监管何事。”
李潼也不卖关子,在诸社首登堂拜见之后,便开始讲起今日主要内容:“国朝创业以来,仁治普施,百业兴盛。或有短厄之困,但世道终究昂扬向前。生民各司其职,行业蒸蒸日上。
诸位都是各自司业翘楚,如今汇聚衙堂,人势壮阔,可知所言不虚。朝廷虽然章制完备,但世道日新,也需要追赶时势,格式增补,以求官民便利。社监署,顾名思义,非为治民,只为监社。”
众人听到这里,脸上都流露出几分不自然,毕竟谁也不乐意身上管束更多一重,遭受更多盘剥。
李潼并不理会众人情绪变化,只是继续说道:“生人有长幼,行业有首尾。定序无存,则万物不兴。树有枯枝,不修则蹿,事有丑陋,不治则害。长安旧经动荡,虽所害未深,但可谓一警。如今京内坊市萧条,行业不振,往日繁华不复,人皆有感切肤之痛。
今社监署新创,汇聚百业诸社,正为振兴诸业。署中将设社库,积钱五百万缗,分补所录诸社,盼能生民享惠,奋力生活!”
此言一出,满场俱寂,人人瞪大双眼,一脸的难以置信,瞪大双眼彼此相望,想要求证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李潼倒是很满意在场众人的反应,所谓若欲取之、必先予之。
行社是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资源集中方式,现行的制度其实并没有太好的管理方式。哪怕到了后世,仍然如此。想要让相关民众们服从管理,自然要先向他们表达出制度的优越性。
此前幕府便在讨论补贴籍民、刺激生产与消费的方案,提出了很多的设想,但李潼都感觉不太满意。
佐员们所提出的补贴对象主要还是自然人,比如获得朝廷民爵嘉赏的公士之类,又或者年过几十、家有几丁,这也是以前惯用的手段。
但这些方式,所针对的只是生民个体,而生民的需求普遍单一,无非衣食等基本需求。长安新经动乱,物资难免短缺,把钱发到小民们手里,或许会刺激他们积谷备荒的囤积欲,抢购几种有限的生活物资,这与李潼所设想全面刺激长安民生恢复有些出入,起码不会对诸行业生产造成太大的补益。
所以他在考虑一番后,还是决定将补贴的目标从个体转变为以行社为单位。如此一来,虽然会刺激行社进一步发展,但也顺理成章获得对行社的管控权。拿了我的钱,我总要查一查你用在了什么地方。
至于这样会不会造成行社尾大不掉,这也是多虑了。因为古代东西方行社的发展,是有本质性的不同。
西方行社或者说行会是在城邦建立伊始就产生,是平民从业者对抗城邦贵族的一种组织。而东方则是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补偿统治模式而兴盛起来。
二者产生的时机与动机截然不同,而且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统治的根本法,那就是编户齐民。民众们首先是在籍之民,然后才有一层行社身份。
生产性质的行社,主要是工艺的研究与传承,像是唐宋之际的制造产业,由官府提供官样等生产标准进行生产采购。商业性质的行社,则就主要是管控物价、避免恶性竞争,以及统筹资本,参与官买、互市等官方组织的买卖活动。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行社从产生伊始就没有反骨长出,未来的发展也根本不具备此类空间。至于官商勾结、政治投机,以及晋商们含辛茹苦滋养出来的大清国,那都是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个人诉求,与行社这种组织模式没有本质的关联。
当然,李潼所说的补贴,主要还是针对生产与销售有关的行社。
至于景教、祆教以及一些拜佛社等宗教色彩浓厚的行社,绝不会出现在补贴列表中,但会费该交还得交。我可以尊重你信仰,但你也得敬重我的权力,否则取缔没商量!敢再私自集会,那就谋反论处!
不独诸行社社首听到幕府如此大手笔补贴、一时间震惊不已,就连在场那些幕府佐员们,一时间也有些发愣。因为此前幕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