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不过到了徽宗年，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将苏轼定为大反派，下令将凡是苏轼的书画、文章等相关物品全部销毁，私藏者论罪。导致赵昺在这里也断了片，搞不清两人的恩怨如何结局，今天听了两人还曾在一起喝酒吃鱼作诗，前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想着眼前几位都算是学有所成的大儒，也许会知晓些两人前时之事。
“陛下，苏、王二人确实曾经交恶，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是毕竟以其文斗为主，时至晚年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经过反思之后皆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时争斗的主因，在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文天祥听了回答道。
“文相所言不错。在政见方面，王介甫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其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终使得苏轼被释放，免于一死”。谢枋得言道，“而东坡先生对介甫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他们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此二人从相互仇视到惺惺相惜可为佳话矣，这也才是所谓的君子之争！”几个人又说起了两人之间的轶事，表明他们已经和解，赵昺听了颇为感慨地道。
“是啊，能在新、旧两党之争中，不畏个人荣辱、仕途而仗义执言着也仅此二人，正所谓庆历之后朝争无君子。”文天祥将酒一饮而尽道。
“文相少饮一些，勿要再说前朝之事！”谢翱听了吃了一惊，这打击面太大了，尤其是皇帝还在跟前，说出这种话来大为不妥，急忙按下他的酒杯轻声道。
“为何不让吾言？吾说的不对吗？”文天祥拨开谢翱的手道。
“陛下，文相醉了，还请勿怪！”谢翱赶紧向皇帝施礼道。
“朕以为文相所言不错，正是这些君子毁了大宋，造成今日之局面！”赵昺将酒杯一顿道。
“陛下……”小皇帝的话如此激进，让众人都觉的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思议，文天祥的酒好像都醒了，惊讶道。
“陛下，当年除了苏、王二人外，参与其中的司马光、范仲淹以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是名家，人人皆可称为君子，陛下一言概之恐为不妥！”谢枋得正色道。
“君直先生，今日席上之言权作私下之言，即不涉及朝政，也非意气之争，只做观点之辩，下了此船朕便皆不认帐，诸君所言朕也从未听说过，这也算君子之约吧！”赵昺想想言道，然后将杯中酒喝尽，杯子掷于江中，以示自己所言非虚。
“好，就依陛下之意！”其他三人听了相互看看齐声道，也学着陛下的样子将酒喝尽，杯子掷于江中。
“朕以为我朝朝堂之乱应是起于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之争，始有新党和旧党之分；进而欧阳修作《朋党论》，亦有了朋党之说，区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导致朝中两党分庭抗礼；而后的熙宁变法，新旧两党争斗达到高潮，朝政不断，至此朝野再无宁日。其中又有谁可称为君子之党呢？”赵昺反问道。
“陛下所言不虚，彼时吕夷简为相，其久居中书二十年，其当朝日久，权势太重，官员任用多出其门。范仲淹权开封府，见此绘百官图上乘皇帝并建议限制宰相用人之权，其心也是为国；而后吕夷简对皇帝称其迂腐，不可大用。范仲淹便连上四书讽刺和批评时政，还拿出当年“废后”一事，直接攻击宰相坏家法乱朝政。吕夷简便以越权言事将其贬嫡。两人之争看似为国事，实则更似意气之争！”谢枋得略一思索道，想想其二人之争确实算不上君子之争，更像斗气争权。
“君直所言中肯，并无偏倚。但朕以为此次新旧两党之争，大家尚能尊儒崇礼，比较含蓄，因而相争的手段较为平和。至多也就是贬官流放，或刻石立碑扫了对方的颜面。”赵昺笑笑道。
“那陛下以为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