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德却发现小皇帝的心情并没有好转，依然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过去行舟小皇帝无事时喜欢在船上四处走走，或是去钓鱼。可接连几天其都没有离开寝舱，停船江州时也只是召孙恺上船独自觐见，而没有上岸。这让他不免有些担心，让太医看过却只是说陛下近来操劳过度，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他也只能小心的伺候着，告诉小黄门们多长眼睛，盯住陛下千万不要出现意外。
“官家，文相求见！”
“嗯，让他到书房吧！”赵昺这天刚刚用过早膳，便有小黄门进来禀告，他想想道。
稍时赵昺更衣完毕出舱来到小书房，其实他这几天脑子却没有闲着，想着回京后将要讨论国是。‘国是’在宋代政治中是个常用的术语，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与现代一样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与祖宗家法还是有所区别。
祖宗家法，实际上是贯穿国家的基本路线；而国是，则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方针。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当下江南已经收复，在琼州时制定的方针政策自然不再适用，需要作出调整和改变。
不过赵昺却在近日送来的奏表中发现有些人欲借商讨国是生事，而非是将心思用在国家上，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得逞，可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也正是因为如此更让他觉得人性的善变和险恶，政治的丑陋和残酷，使他刚刚放宽的心情又变得沉重，思考自己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
“陛下，臣近日听闻朝廷中有人反对吾归朝，若如此臣愿为陛下镇守西疆，回返琼州也无不可！”两人寒暄了几句后，文天祥突然言道。
“呵呵，文相消息还是很灵通的。”赵昺看到文天祥愠怒的样子，自己却觉得心情好了很多，笑笑道，“朕也收到奏表称文相雄才大略，文武双全，而西疆形势险恶，需国家重臣镇守，举荐汝留驻荆湖。”
“哦，他们竟然已经上书陛下了，真是有些急不可耐了。那陛下以为如何呢？”文天祥听了苦笑道。
“文相已经在船上了，还有必要问朕吗？”赵昺看着文天祥的眼睛轻笑着道。
“臣糊涂！”文天祥愣了下摇摇头道，“那陛下以为他们阻止臣归京是为何呢？”
“很简单，文相挡了一些人的路，他们当然不想让汝回归朝廷了。”这时有小黄门送上茶水，赵昺喝了一口道。
“挡路？！”文天祥听了有些惊讶，想想言道，“当年臣自请前往剑南开府，后来数次请求归朝，却一再被拒绝，该不会是他们欲故技重施吧！”
“是，朝中有人要做权臣独揽朝纲，不过这次却要险恶的多。”赵昺点点头，直言不讳地道。
“呵呵，做权臣，岂是那么容易！”文天祥听了冷笑着道，“陛下英明神武，且早已主持政务，那些宵小却生出这种心思，与飞蛾扑火何异！”
“非也，朕现在正为此事忧心，要知自孝宗皇帝后，先后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陈宜中等人专权，把持朝政，甚至操纵皇帝废立，切不可轻视。文相可有良策应对？”赵昺叹了口气道。
“陛下勿要多虑，只要秉公理政，勿要偏听偏信，他们就难以得逞……”文天祥摆手道，跟小皇帝娓娓道来。
文天祥倒是读书多，状元真不是白来的，而他说话也不像自己的几位师傅那样含蓄，让他少费了不少心神去琢磨、领会。其从本朝几桩波及甚广的‘冤案’谈起，而他也发现宋朝的冤案其实特别多，仁宗时有范仲淹的越职言事案；神宗时有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哲宗与徽宗时有司马光等百二十多人的元祐党人案；高宗时有岳飞的莫须有罪案；宁宗时有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理宗时还有拖延五十年未得平反的济王赵竑案。
这些冤案，牵连甚广，在中国历史上都赫赫有名，而这些冤案的形成，其中都少不了皇帝的身影，也颠覆了赵昺一些从前的看法。他前世就听闻宋朝如何如何善待士人或士大夫集团，而皇帝一旦露出滥权、专断的苗头，立即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
但范仲淹的越职言事，上了百官图，本身只是弹劾的宰相吕夷简，却因此获罪被贬出京城。余靖、尹洙、欧阳修为之鸣不平，也照样因为“越职言事”而落职。不仅如此，这些知识精英也都一起被当朝君主与宰辅当作朋党，这才有欧阳修的《朋党论》。
构成岳飞的“莫须有”冤案的，固然有权臣弄权的因素，却也不能排斥高宗赵构对自己皇位稳固与否的考量，假如岳少保真的收复汴京，迎回徽钦二帝，赵构何以自处？而直至现代仍有人称宋朝有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就是说在具体一起诉讼案的审判过程中，宋朝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外力（包括皇帝的意志）可以监督，可以弹劾，但不能干预审判。
但是岳飞的冤案正是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下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