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
公元502年春3月的一个夜晚，浩荡的长江两岸初暖乍寒，只有一轮满月孤傲地悬挂在夜空之上，把它那清冷的月光泼洒在江面上，泛起粼粼波光。长江南岸的一丛芦苇边，停靠着一条不起眼乌篷船，一个船夫模样的中年汉子手握船桨，正焦急的翘首遥望南朝首府建康城的方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
此时的建康城早已城头变幻大王旗，原来的南齐帝国雍州刺史萧衍在和他的皇帝萧宝卷的内战中大获全胜，萧宝卷身首异处，而萧衍则顺水推舟，顺势自己就当了皇帝，把南朝的国号变为了“梁”。欢喜总是和悲伤相伴，新朝的建立往往也就伴随着对于旧朝皇亲国戚的血腥屠杀，南齐帝国一众皇室成员没有任何悬念地遭到清洗，全都掉了脑袋。
但俗话说“百密一疏”，尽管南梁帝国的警察系统全面监控着前朝的众多皇室贵族，东昏侯萧宝卷的同母兄弟，排行老六的原南齐帝国鄱阳王萧宝寅却在左右心腹的策划下，挖开了府邸的墙壁，神不知鬼不觉的溜出建康城，直往江边而来。此时的萧宝寅才刚刚16岁，在皎洁的月光下，只见他身穿黑色短衣，脚踩麻布草鞋，匆忙的赶路导致草鞋把双脚磨的鲜血淋漓，可此时萧宝寅也顾不了那么许多，和心腹们来到江边，立即跳上早就安排好的乌篷船，直往北魏帝国扬州首府寿阳城而去。
史书记载，就在萧宝寅逃跑没多久，萧衍的追兵就乘船赶了上来，但是由于萧宝寅一行伪装成了打鱼人，没有引起追兵的怀疑（也可能追兵就是南齐旧部，高抬贵手，没有为难萧宝寅）。就这样，萧宝寅还和追兵一起在江中行驶了10里有余，才渐渐拉开了距离。见行踪已经暴露，萧宝寅不敢继续走水路，就在长江西岸上岸，改走陆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北魏帝国寿阳城下。
此时的北魏帝国扬州刺史不是别人，正是帝国大名鼎鼎的任城王元澄。元澄早就得到消息“南齐的六王爷萧宝寅前来投奔”，他立即安排车马侍卫，出城迎接。紧接着，萧宝寅在寿阳受到元澄最高规格的款待，寿阳城原南齐旧部也纷纷来到萧宝寅府邸慰问……
史载萧宝寅向元澄索要为皇帝萧宝卷守丧而穿的生麻丧服，但是元澄权衡再三还是只给了萧宝寅为兄长守丧的熟麻丧服。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了解到此时北魏帝国此时还完全没有和萧衍的新朝“大梁帝国”撕破脸开战的意思（原因参考“韩国人在洛阳”“皇叔的悲剧”等章节），为了不引起国际纠纷，元澄的做法也是一国外交的例行公事而已。
萧宝寅北投北魏帝国我们暂且不提，萧衍是如何击败南齐帝国中央军的？他又是如何当上皇帝，建立南梁帝国的呢？这一切还要从公元500年萧衍起兵的那个冬天说起。
我们在“萧衍起兵”的章节曾经跟大家介绍过萧衍以“兄长萧懿被杀”为借口扯起反叛大旗，联合雍州、荆州兵众，沿长江和汉水顺流而下，兵锋直指郢州而来。郢州就是我们现在的武汉市，州府在郢城，位于长江南岸（武汉市江夏区），中央军郢州州长张冲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而中央军另一位大将房僧寄则率领一支重兵兵团，驻扎在长江北岸，汉水南岸的鲁山阵地；郢州兵早已摆开阵势，准备和萧衍大打出手了。
打开中国地形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武汉市的汉阳区，在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三角洲地带，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小山，名曰龟山，它俯瞰长江和汉水，绝对是一个军事上的制高点和战略要地，**诗词有云，“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就是在赞叹龟山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出意外，这个龟山就是史书中所说的鲁山，而房僧寄在鲁山驻守，可见其深谙用兵之道。
我们在“萧衍起兵”的章节曾经介绍过，萧衍这次起兵是联合了雍州兵和萧颖冑的荆州兵一起反叛中央，很明显，雍州兵是从襄阳沿着汉水，从水陆两栖南下郢州；而荆州兵则是从江陵沿着长江，从水陆两栖东进，和雍州兵形成钳形攻势，夹击郢州。
史书记载，萧衍和萧颖冑的叛军很快就兵临鲁山、郢城城下，和中央军对峙起来。此时包括萧衍雍州兵的先锋官王茂等人在内的大部分将领，都主张集中全部雍州兵和荆州兵的主力，集结在长江南岸，全力攻打郢州州府郢城，并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袭击郢城下游的西阳（湖北省黄州市）、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以切断中央军的补给线。
看王茂等将领的建议，确实是一个“关门打狗”的大战略，一旦获得战场上的突破，则可以迅速获得战争的完胜；另外，按照“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法则，王茂的建议也是深谙军事规则的最优选择。没想到，战役预案呈送给萧衍之时，萧衍却否定了这个提议。
萧衍说到：“汉江水面，宽不过一华里，敌人如果在两岸射击，箭支穿过江心，就可以完全封锁。房僧寄驻守鲁山，和郢城隔江呼应，如果我们把全军主力都投到郢城战场，房僧寄必然出兵切断我们沿汉江的后勤补给，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进退失据，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如王茂、曹景宗率领先头部队渡过长江，和荆州兵会师后围攻郢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