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你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冷静一下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真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无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部分真理。
患者想要治愈，但他又不想治愈。
他的自我已失去协调，正因如此，他的意志也已失去协调。要不是这样，他也就不是神经症患者了。
“‘倘若我明智，我当不是退尔！‘“ 1
压抑内容的衍生物闯入了自我，并在那儿安顿下来。
自我对这些衍生物正如曾经对实际压抑的内容一样无法驾驭，而且一般说来对它们一无所知。
这些患者确实具有奇特的性质，他们造成了我们还不惯应付的困难。我们的所有社会机构都是为那些具有协调、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而这种自我是可以按好与坏来分类的，它不是完成自己的职能，就是被一种强大的影响完全征服。因此从法律上就可以分为：负责与不负责。
这些区别全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
我们必须承认，把社会要求运用于他们的心理条件是有困难的。这在上次大战期间有过大量的实际经验。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
1指席勒《威廉。退尔》中的主人公退尔。——译者注。
逃差的人呢？
既是又不是。
如果把他们当作装病逃差者对待，使他们在疾病中不得安宁，他们就会恢复健康；要是在他们表面好转之后立刻送回军队，他们便会马上又重新遁入疾病。
对这种人是无计可施的。
不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诉说自己的病痛，但又竭尽全力发掘自己的疾病；要是有人试图把疾病从他们身上夺走，他们就会像传说中的母狮子保护小狮子一样全力保护自己的疾病。
然而，因为这种矛盾而指责他们却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难道最好的办法不是根本不给这种难对付的人作任何治疗，随他们去吗？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有什么价值。”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情况与其反抗倒不如认可，这无疑是人们更愿意采取的态度。
我们所治疗的患者并非全都值得费这样的周折予以分析，这可能也是对的。但是这些患者中也有一些十分宝贵的人物。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使尽可能少的人带着这样的有缺陷的精神装备进入文明生活。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积累大量经验，学会许多知识。每一次分析都可能给人以教益，都可能为我们开辟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是远远超过个别患者的个人价值的。
“可是，如果在患者的自我中形成了一种受本人意志控制的想要保存疾病的冲动，这也必须有其原因和动机，而且必然能以某种方式证实自己的正当。
不过，要搞清人们为什么竟会希望患病，或者他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看是不可能的。“
哦，这可不是那么难搞清的。你看看那些战争神经症患者，他们正是因为有病而不必服役。在平民生活中，疾病可以作遮掩职业上或与别人竞争时的无能的屏障；而在家庭中，疾病又可以充当牺牲家里其他成员并迫他们对自己表示爱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比较明显的现象；我们可以用“患病的利益”这个说法来予以归纳。
然而奇怪的是，患者——亦即他的自我——对这一切互相关联的动机以及这些动机所牵涉的行动竟是一无所知。
于是，人们总是迫使自我认识到这些趋势，以此来消除其影响。
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不肯放弃疾病的动机，埋藏得更深，不那么容易对付。不过要理解这些，必须重新对心理学理论进行一番探讨。
“请讲下去。现在讲一点理论已经问题不大了。”
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时，有一部分关于精神器官的重要理论我没有讲。
我们不得不设想，在自我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媒介被区分出来了，我们把它命名为“超我”。
这个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看特别的位置。
它属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心理组织的一部分，但是它与本我又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其实它是本我最初的对象精神注入（obaject－cathexes）的沉淀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继承者1。这个超我能正视自我，并把它当作对象看待，而且常常对它非常严厉。自我与超我应该像它与本我一样和睦相处，这是很重要的。自我与超我的疏离能对精神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你也
1源自本我的精神能量释放（注入）到本我最初的外界对象（即父母身上）之后，便转化为自居作用；这样，其对象便被引入自我，并在那儿形成超我。
许已经猜到了超我就是我们称作良心的那种现象的媒介。精神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取决于它失去足够的人情味。神经症患者所缺乏的正是这一条件，因为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没有经历过正确的转换历程。
他们的超我仍然正视着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正视着孩子一样；他们的道德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亦即自我主动让自己遭受超我的惩罚。
疾病被用作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