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几乎是不能回避的。
如果说文明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有这样广泛的类似性，并且运用了与后者同样的方法，那么难道我们没有理由作出如下的诊断——就是在文化要求的影响之下，某些文明或者文明的某些阶段，也可能整个人类，都变成了“神经病”吗1？对于这种神经病的分析性的解剖很可能导致治疗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自认为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不认为把精神分析转用于文化集体这种企图是荒谬的，或者说是肯定没有成效的。但是，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并且不要忘记我们所涉及的毕竟只是类似之处，而且无论是把人还是把概念，从它们所产生和发展的领域中分离出来都是危险的。再者，对集体的神经病的诊断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难。
在个人的神经病中，我们把使病人和他所处的、被认为是“正常的”环境区别开的对照作为出发点。而对于一个集体来说，它的所有成员都患有同一个失常症，但却不存在个体神经病那样的环境；它也许能在别处发现。至于说把我们的知识运用于治疗，由于谁也没有权力将这样一种治疗强加于集体，所以对社会神经病的最正确的分析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仍希望有一天有人会敢于提出一个关于文化集体的病理学。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人类文明的价值作出评价远非我的打算。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下述狂热偏见的影响，它认为我们的文明是我们拥有的或者可能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它的道路必然通向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完美的高度。我至少可以心平气和地倾听这样一种批评家的观点，他认为当人们审查文化努力的目的和它所使用的方法时，他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整个努力不值得这样劳民伤财，它的结
1参看《幻想的未来》中的一些评论。
果只能是一些个人不能忍受的事态。由于我对这一切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我更容易做到公正无偏见。我确实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即人类的价值判断是直接根据他对幸福的愿望的——因此这些判断都是用来为其幻想效劳的论据。如果有人指出人类文明的过程具有强制的性质，并且比如说人为限制性生活的倾向，或者以自然的选择为代价建立人道主义理想的倾向，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它是不能防止或避免的，我们对它最好是屈服，就好像它是必然规律一样，我会觉得这种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知道可能有人反对这一观点，其大意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中，像这些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趋势常常是被抛到一边，并被其他的趋势所代替。因而，我不敢以先知的身份在我的同胞面前自居，我甘愿接受他们的指责，责怪我不能给予他们以任何安慰：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在这方面最狂热的革命者和最虔诚的信徒一样容易对我们发怒。
对我来说，人类的决定性问题在于，他们的文化发展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他们的进攻性和自我破坏本能对他们的集体生活的干扰。从这方面看来，也许恰恰是现在这个时代应受到特别的注意。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以致他们可以借助于自然的力量，毫不困难地进行自相残杀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明白这一点，目前的不安、痛苦和焦虑的心情大部分就是由此产生的。现在我们期待着两个“天神”之一的永恒的爱神厄洛斯将会维护他的权利，与同样永恒的对手死神进行不懈的斗争。但是谁能预见何者成功，并且结果怎样呢1？
1〔最后一句是在1931年加上去的——当时希特勒的威胁已经开始明显化了。〕
精神分析引论新讲
苏晓离、刘福堂 译
讲 演
第二十九讲1 对梦的理论的修正
在间歇了十五年之后，我又把你们召集在一起，与你们讨论在这段时间里，精神分析取得什么新的发现和改进。我认为，从不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都应把注意力首先放到梦的理论上，这是正确的、合适的。该理论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是转折点；分析由一种精神治疗法变成了一种深层心理学（depty），是与梦的理论分不开的。自此以后，梦的理论一直是这门年轻的科学中最独特的东西，我们的其他知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匹敌，它是从流行的观念和神秘主义的掩盖下揭示出来的一片新疆域。这个理论所必然提出的种种主张的奇特性，具有试金石的功能，运用它就能确定谁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谁将永远不能理解精神分析。就我本人而言，在那些困难的时
1本书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一书的重要补充、修正和发展，它更新了《引论》的思想，因此本书目录衔接《引论》（共二十八讲）一书目录。《引论》已由商务图书馆出中译本。——译者注。
期，即由于缺乏经验，尚未辨认出来的有关神经病的种种事实扰乱我的判断的时期，我发现梦的理论是我的最后依托。
每当我对自己动摇不定的结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时，只要我能够把做梦者身上的一种没有意义的、杂乱无章的梦成功地转变为有逻辑的、明白易懂的精神过程，我就重新相信我走的路是正确的。
因此，以梦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