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蒙古人没有在百年的征战中改变自己的传统，反而愈加强化遗毒后代。赵昺在前世很少跟蒙古人喝酒，一是自知酒量不敌，二是是在受不了他们酒后闹事。他们在几杯就下肚后‘英雄无敌’，残忍、暴躁的本性便会在一定程度上爆发。其特有的放肆无礼和自由放纵让常人难以接受，也再听不进去观点不同的解释。
而历史上蒙古人的纵情屠杀也给足够多的民族的子孙后代提供了憎恨蒙古人的理由，虽然当代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念是平等和宽容，但把这种仇恨记忆了几个世纪的仍旧大有人在。这也是即使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蒙古人无法获得世界的尊重，且越来越处于孤立之中。
他们只可以酒后冲动解释，赵昺却以为这个词在根本上可以激情划等号，只不过表现出了两面性。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创造力的源泉，而蒙古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诗歌、歌曲的优秀和丰富程度是这种寓于冲动之中的创造力的证明。生活在这样氛围中的人可能成为最令人敬仰的优秀人物；反之这种激情的存在也可能成为令人憎恶和畏惧的破坏者，驱使蒙古人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
蒙古大军跟随着成吉思汗骑着马，挥舞着马刀东拼西杀，到处播撒蒙古人的种子，体会冲动和残酷带来的快感之时，却从未想过攻掠之后留下的所谓达鲁花赤们在其离开，或是灭亡之后，这些蒙古子孙们就得承受人家的报复和压迫，曾经的被征服者将以十倍、百倍回报给他们。
另外赵昺发现蒙古人的忠诚来源于极端的个人崇拜，对统治者、成功者的盲目追随。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你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蒙古人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尽管你的主意很妙，可行性也很强，但蒙古人对你的说教非常冷淡，你以为自己是缺乏感染力，就进一步的努力说服，你很快就会发现，蒙古人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最终的结果是蒙古人都疏远了你，使你感觉似乎是你在某些方面冒犯了他们。
不过实际上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在蒙古人中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等级关系，在他们中间，总是因为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存在一些领导和权威人物，这些人或者是家庭出身比较高贵，或者是比较富有，或者干脆就是能打架。你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关系，不能找到这些头面人物，说服他们来帮助推进你的计划，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他们只相信‘权威’，哪怕其可能将他们带进沟里也在所不惜。
当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的权利几乎都交给了自己信任的权威人物，从早期的耶律楚材、到现在的阿哈玛，忽必烈都是言听计从。所以也导致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丧失了反省自身的机会，使他们不善于也不能够对自己的未来作主。
而受到重用的无论是士人，还是色目人同时把自己的激情和努力全无保留的贡献给了领导者，但实施中却始终无法确定自己所信任的权威人物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不知道终极目标是什么，自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令君王满意。可做事必定会出错，招致政敌的攻讦，从而导致失败，可此时承担这种后果的往往却是他们自己……
赵昺想想自己同样喜欢‘有事问专家’，技术问题上自不必言。在政务上，他依赖应节严和刘黻；在军事上，他信任赵孟锦、刘洙和江璆，可以说在行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没有让他们担任首辅，也未授予极权，而是任用曾与自己观点相左的陆秀夫为首相，极力反对自己登基的张世杰为枢密使，却没有将他们取而代之这出乎所以人的意外。
赵昺却知道自己这样做，除了稳定朝局的需要外，他还知道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只有三个人参与也会分出左、中、右三种意见，这不仅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无法逃脱这个责任，因而必须多方面听取意见，哪怕是反对的声音，以此来减少自己执政中出现的错误。
若是将自己信赖的人提拔到高位，便会有人以为陛下只信任亲信，他们传达的意思也就是圣意，没有人会提出意见；再者赵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决定脑袋，谁敢保证他们位极人臣后不会打击异己，清除不同政见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样并不利于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对自己的政策方针有看法，甚至极力反对，赵昺以为并非坏事，说明其中也许就有需改进的意见。当然自己也可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去看待不同的意见，有益的自己改正，无用也可以解释商讨，对无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从而减少犯错的几率。所以自己的任用专家与忽必烈的相信权威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对于冲动这个问题，赵昺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行事冲动也免不了，甚至会做出些出格儿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说当年七洲洋之战，形势那么危机，自己不挺身而出冲动的率军拦截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局面；若非冲动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当时那些病号们谁会相信自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从而效忠自己呢！
当然应节严也常批评赵昺在军改和筹建新军的问题上过于冲动，并没有经过众臣的商议便贸然出台了方案。但他并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