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社党方面的一声炮响，直接拉开了国社党跟腐朽的传统文化之间的战争，很多地主旧官僚等又一次站出来开始炮轰国社党是哗众取宠之徒。不过国社党本身现在已经拥有近百万党员，有了自己广泛的民意基础，最重要的是这些年推行的施政方针获得了农民、工人、中小企业家的大力支持，所以国社党本身在这一思想风暴之中岿然不动。
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周泽端也发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方向，国社党内部始终还混杂有一些不愿意认同新文化的人。对于这种思想转不过弯来的人，周泽端自然是没有挽留的必要，他们也很自觉的退出了国社党。
除了这些不愿意改变的之外，周泽端也发现了很多矫枉过正的情况。比如某些人认为既然要反对旧文化，那就干脆连汉字也一起反对好了。他们明确提出要把汉字给废除，用一种新的文字或者说直接用拉丁文来代替汉字的地位。
对于这种谬论，周泽端自然是大加批驳。在周泽端看来，我们这个民族来自于我们的文化，现在之所以要寻求改变，是因为我们文化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已经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了，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抛弃掉，改掉那些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就要全盘否定我们的文化，没有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没有了根，我们这个民族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可能还在，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却已经烟消云散了，就如历史上那些消散的民族一样。
在这里，周泽端第一次提出了辩证看待这个词，虽然只是抄袭后世的话，但是辩证看待我们的文化却是不可否认的正确方向。我们的民族能够延续这么多年，成为唯一显存至今的古文明，说明我们民族文化当中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发扬这些优秀的地方，同时摒弃那些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糟粕。
对于周泽端这种不偏不倚的论调，赞同的有之，反对的也不少。反对者主要就是认为周泽端这是一种两面讨好的行为，是一种妥协，是投降的产物。当然，对于这种激进额言论周泽端自然是一笑而过，能够说出这么激进的话的，要么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要么就是心怀不轨的野心家。
对于年轻人嘛，自然应该宽容，虽然他自己也是个年轻人。对于那些野心家，周泽端确实没空去理睬他们，因为他还要视察一项非常重要的项目，那就是广州城市建设的成果。
广州虽然比南宁稍晚纳入国社党治下，但是本身就拥有着不错的基础，在国社党政府因地制宜的施政方针之下，彻底迎来了自己爆发的一刻。从1913年到1917年，广州的贸易额直接翻了三番，同时广州的上一定规模企业总数也从之前的几百家发展到了现在的数千家。
在国社党的治下，百姓们感觉生活好过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再也不存在了。商人们也感觉生意好做了，以前那些无孔不入敲骨吸髓的衙门差役再也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秉公办事的国社党官员。当然，国社党官员当中也不是没有出过想要贪污**，对商人进行敲诈勒索的，不过在国社党纪律部搞掉处理了好几批犯事的官员之后，大家才意识到现在的政府跟以前不一样了。
随着涌入广州的人口越来越多，整个广州城的区域开始从以前老广州城开始渐渐扩张，虽然城区面积不断扩张，但是整个广州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不少的混乱，尤其是在公共汽车开始出现在广州之后，广州市政府意识到不能继续让广州这样无序的发展下去。
在上报国社党中央之后，广州市政府成立了两个新的部门，一个是城市建设规划局，另外一个就是城市管理局，也就是后世颇受诟病的城管。
在这两个新部门成立之后，广州市政府实地考察了整个广州城各个区域和广州周边五十公里内的所有区域，同时邀请公立广州大学的专家对广州城的发展进行预测。在结合了实际情况和可能的发展未来之后，广州政府对广州城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在这个规划当中，市政府决定拆除广州的所有城墙，不过这个决定被周泽端制止，因为这些城墙现在看来没有太大作用，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之一，不管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有着极高的意义。
不过对于这份规划当中的其他项目周泽端并没有做什么太大的修改，只是指出了一些在他自己看来不合理的地方，让市政府进行一定的修改。广州市政府进行讨论之后，拿出了新的市政发展规划。
在这份新的规划当中，广州市即将拆除那些影响到城市扩张的城墙，但是保留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比如具有历史意义的城门城楼等。然后在城内，根据各建筑物的情况，划定出一批具有特色，需要进行保护建筑物，在这些保护区域除了进行道路改进之外，不进行其他改动，同时以后的城市改造也将绕过这些地方。
但是在保护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都需要改造。其中最优先改造的，就要属那些集脏乱差为一体的街道了。对于这些街道，广州市政府进行了一定的评定，有继续使用价值的，就按照原貌进行改造，只是对脏乱差的地方进行一定改进，或者把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