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高考落榜。
对于一直成绩平平的我来说，这样的结果无不在意料之中。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人生的第一道选择题就这样突然闷声落在自己面前。看着身边榜上题名的人都已有了各自的着落，而与我同命相怜的一群人又在梦想的驱动下，纷纷选择了复读。当一个人整日思虑着何去何从却又毫无方向的时候，结果只会无尽地消沉下去。
在我看来，高考就像胆怯士兵的一次冲锋，在号角和呐喊势头的激励下，极有可能随军队顺利冲杀到终点。而另一种可能是一旦被什么东西绊倒，或是被飞来的弹片击中，无论哪种状况都将意味永远的倒下。百米赛也是同理，即便再优秀的选手，一旦途中跌倒，爬起来时已一切晚矣，百米赛的跑道距离和所需爆发力是不会允许你有重新调整的机会，倒下即是结束。我深知即便选择复读，也不会再回到初态，就像胆怯的士兵奔跑在冲锋的队伍中，倒下去就很难再爬起来一样。
放弃再读的我整日闲闭于家中，有时竟也会望着摊在桌上的习题册和模拟试卷好一阵发呆。那时的我没有了时间感和存在感，也浑然不知这种感觉持续了多久，只记得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要不要去国外念书。
她这个念头归结于张大娘的鼓动。张大娘是我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住的那栋筒子楼里的邻居，她为人热心，又和母亲比较投缘，于是搬迁后的十几年间两家依然未断交往。
我高考那年，母亲还在做车饰生意，她上货的地方就在张大娘家附近，两人得空就聚在一起唠闲嗑、扯家常。那时张大娘的儿子已在日本生活多年，母亲常听她念叨儿子在日本的事。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来二去，母亲便萌生了让我出国的念头。想着整天呆在家中无所事事的儿子，出国对他来说，或许是个不错的出路，母亲思来想去，更加坚定了这种想法。没想到张大娘对此也极力赞同，还大包大揽地承诺，只要有她儿子在，我在日本的一切尽可放心。
晚上，母亲在饭桌上议起出国的事，父亲听后表情凝重，半晌无语，似乎在权衡这个建议是否可行。我对母亲的决策显然出乎意料，思绪瞬间跳到那个名曰日本的异国他乡，想到自己在那边开始一个人的生活，不由得忐忑起来。我边吃饭，边七上八下地寻思着此事，待放下碗筷后，刚刚忐忑的心情也随之平复下来。转念想来，也没了顾虑，与其在家碌碌无为、惶惶不可终日，倒不如趁着年轻走出去闯荡一番。
“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什么美国啊、法国啊、德国啊，也都不错啊。”我问母亲。
“主要是日本离中国不远，那边还有你张大娘的儿子在，你过去也算有个熟人照应，这我才放心。”母亲说。
“出国得花很多钱吧？”我问。
“这个嘛，不好说。”母亲随手又添了一碗饭递给我。
“钱不钱的这是大人的事，小孩子甭操这个心，敢不敢出国，自己表个态吧。”母亲转而问道。
“这有什么不敢的，不就是出国嘛，我去。”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样儿的。”
我应和着母亲，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而沉默许久的父亲仍是一脸的凝重。
几天后的傍晚，我听着收音机，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百无聊赖地摘着菜，一旁的母亲正翻炒着锅中热气腾腾的肉馅，一股香味弥漫开来。不多时她将灶火调小，向锅中倒入事先备好的高汤便盖上盖子，然后习惯性地用围裙擦了擦手。见我的菜还未摘完，她蹲下身来帮忙。
“妈，我出国的事就算定下来了呗。”
“定下了啊，怎么，难不成你要打退堂鼓？”
“没有，就是问问嘛。”
“这不，昨天我还做你爸的工作呢，好歹算是把他说通了。”
“我爸好像不想我出国似的。”
“他是担心你，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你得理解你爸。”
“这我知道。”
那天晚饭，母亲提起出国的事时，父亲脸上不再有之前的难色，整个人也释然了许多，看来母亲的思想工作奏效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国对那些在国内混的不好的人而言，算得上不错的选择，对于少不经事的我来说，也同样如此。之后的日子，我靠看书和画画打发时间，闷了就外出会会同学，大家在一起吃顿凑份子的饭。一晃儿暑假结束，我身边的几个伙伴又开始了各自的大学生活，而我的假期却仍在继续。
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报了个日语培训班，每晚两堂日语课，学了大约两个半月，结课之际取得了该机构颁发的一份所谓的日语能力证明，这张证明在去日本的诸多证明材料中是必不可少的。再后来父亲和张大娘的儿子杨赞通了几次电话，就出国手续和证明材料办理等事宜进行了接洽，最后杨赞决定直接帮我在日本语言学校申请入学，并替我交纳了入学金和一年的学费。因此，他也顺利得到那所学校开具的入学证明书。有了这份证明，便意味着申请签证的成功率将毫无悬念。介于母亲和张大娘的关系，杨赞答应帮我找份工作，并建议那笔学费就靠我的工资来